2015年1月4日 星期日

王丹看哈維爾

哈維爾比較吸引我的是他的思想:我自己讀書求知的思想譜系上有三個作者對我影響最大:一是英國哲學家羅素(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),二是法國思想家雷蒙·阿隆(Raymond Aron),第三個就是哈維爾。其實,這三個人有共同的特點,他們的知識、思考具有很强的公共性……真正的知識分子按著良心做學問,如果你自己的學問、研究跟社會沒有關連,我覺得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文人,跟知識分子差得遠。

看了哈維爾的一些作品,他思想中有三點對我有啟發意義,也對我個人有比較大的影響。第一,我覺得哈維爾對政治是從人的角度思考,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去看政治。一般我們看政治,都是利益,起碼是從群體跟群體之間的互動來研究政治。其實,政治是有關人的經驗,它始終把人作為基礎,再拿這個來要求政治的運作,做這種要求。第二,從極權社會、後極權社會到民主社會這一波三折的過程中,哈維爾强調公民社會是民主社會唯一的形式。至少使我對從後極權社會到民主社會的轉變多了觀察和想法,我很在意公民社會與政權之間的關係,哈維爾也很强調這些,這對台灣的民主轉型,對中國大陸以後可能面臨的情況,都有很强的啟發意義。第三點,在所有對極權社會有剖析的作家、思想家裡,哈維爾最深刻,至少是我看到的人中最深刻的。他說,在一個後極權社會,以往那種清除異己的作法,已經轉化成某種共犯結構,所以人們擔心現有的東西失去,因為現實生活的好處隨時會被拿走,所以寡言慎行。意識形態維持了一個社會的外表,大多數的人厭惡跟當權者爭論,而把注意力轉移到私人生活,所以表現出對消費品空前高的熱情。我覺得這個看法很深刻,中國大陸現在就是這樣。

哈維爾對極權社會的解釋,至少給我兩個啟發。一,在分析極權制度時也要分析自己,有什麼樣的人才有什麼樣的政權,而不是說有極權制度才有老百姓。是不是有這樣的老百姓,才養成了極權社會?在美國,絕不可能出現極權社會。哈維爾分析極權社會時,很多時候在分析這背後的原因,為什麼我們不敢去反抗、去批判。今天我們分析,從中國大陸來講,面對這樣的極權社會時,是不是那些批判消失了?問題在哪裡?這是哈維爾對我的第一個啟示。另一個啟示是,哈維爾點出了極權的核心利益,這個利益跟人們目前的生活是不是有關係?到底是什麼關係?極權到底是靠著什麼長出來的?它不僅是靠著高壓統治,畢竟,在民國時代的中國,共產黨的確激勵了很多年輕人,它的祕訣到底是什麼?我覺得哈維爾點出了,就是製造一種恐怖氣氛,後極權社會是對生活壓力的影響,你可能需要這東西。極權制度已在社會中逐漸營造了這個氣氛,每個人自己去管住自己,而不是政府來直接管你。過去的東歐、今天的中國都是這種狀況,是人在自己嚇唬自己。極權時,老百姓就是自己嚇唬自己。第二,極權制度把每一個人變成它的共犯,我看中國時,這些關係、結構,都在哈維爾對極權政治的分析中,這對我有非常大的啟發……


節錄自王丹:<公民社會的形成需要有公共知識分子引領風騷>,載於貝嶺著,《哈維爾:一個簡單的複雜人》,(台北:新銳文創,2011),頁172-175

沒有留言:

張貼留言